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如果选举并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呢？

2018年秋天，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碳税。名义上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但看起来更主要的目的，是填补国家预算中20亿欧元的赤字。结果却适得其反。到了11月，“黄背心”运动出现了。

这个名字来自法国法律规定：所有驾驶员都必须在车内备有荧光安全背心，并在紧急情况下穿上。抗议者穿上这些背心，一方面是在封堵高速公路、占据全国各地环岛时提高可见度，另一方面也是象征他们要求“被看见”的诉求。运动迅速蔓延，示威者涌入巴黎，连续数月在每个周末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他们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引发广泛共鸣，在抗议高峰时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法国民众的支持。但随着一个暴力派别的出现——焚烧公共财产、洗劫奢侈品商店、威胁冲击政府部门——公众的同情逐渐消退。在一片混乱中，惊慌失措的官员甚至从窗户逃离。这个戏剧性的瞬间，成为摧毁运动形象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在美国，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累积，并最终在2021年1月6日的右翼民粹主义骚乱中达到顶点。那一天，在拒绝承认败选的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煽动下，他的支持者冲向国会大厦并闯入大楼。混乱造成数人死亡，多人受伤，许多国会议员陷入恐慌。无论是否将这场最终失败的冲击称为“未遂政变”，其暴力程度与法国的情形一样真实。对许多观察者来说，这一事件宣告了“美国例外论”的终结。它暴露出，美国民主与其他国家一样脆弱，同样容易受到煽动政治的侵蚀。在我看来，这也揭示了法国与美国之间惊人相似的裂痕，尽管这些政治运动分别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它们的共同点，是对一个被认为疏离、无能、腐败且根本不公的政治体系的广泛失望。

在过去几十年里，类似的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2014年，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三周，发起了后来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行动，抗议与大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更广泛地反对政府腐败和缺乏代表性的政治体制。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以一种更具程序性的方式表达了大众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的不满，对欧盟缺乏透明度和民主问责机制的不满，以及对背后精英阶层与民众脱节的不满。2019年，智利地铁票价小幅上涨，却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一场政治动荡，以及两次未能成功的修宪尝试。2025年1月，在持续数月的学生抗议动员全国反对腐败政客和民主倒退之后，塞尔维亚总理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