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执政十年，如何让法国沦为欧洲最薄弱的一环

十年前，罗兰·莱斯屈尔（Roland Lescure）辞去了在加拿大待遇优厚的金融业工作，响应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号召，投身于一场旨在改变法国经济和政治的革命。这位银行家之所以决定回国，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机会：遏制极右翼势力不断壮大的势头，为下一代政治领导人留下一个亲欧洲、支持商业发展的坚实阵地。

“当时我50岁，正经历中年危机。”马克龙任内第四位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些人会改变生活方式，有些人会移居他国，而我只是决定换一条路，加入这场政治运动。”

然而，明年马克龙卸任时，这场运动实际上也将走到尽头。他发起的改革，终究没能改变法国社会对资本主义既依赖又排斥的矛盾心态。十年来，一系列政治失误和席卷全球的重大危机，让政府支出成了马克龙解决问题的惯用手段。如今，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债务持续攀升。在全球债券市场遭遇抛售潮之际，投资者纷纷抛售法国资产，使法国沦为欧元区经济最薄弱的一环。

如今，莱斯屈尔正竭力守住“马克龙经济学”仅存的成果。马克龙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已经从推动改革变成了一场政治生存之战，经济改革议程也被挤到了次要位置。最后一场较量将在未来几周展开。届时，少数派政府将试图推动一项预算案获得通过，至少扭转金融市场对法国的负面看法。如今，投资者购买法国国债所要求的利率，甚至已经高于意大利国债。

然而，即使政府拿出一份可信的财政计划，也未必能够阻止局势继续恶化。因为在明年总统大选前的民调中，势头正盛的两位候选人——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和极左翼的让-吕克·梅朗雄——都承诺推翻马克龙的改革。梅朗雄甚至主张更加激进的政策转向，包括取消法国的部分债务。

马克龙十年经济治理最终陷入的混乱，与他当初的政治雄心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希望将法国打造成一个经过改革、实力更加强大的欧洲的核心力量，让欧洲能够在唐纳德·川普从内部削弱北约之际，依靠自身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然而，俄罗斯在欧洲家门口发动的战争，以及欧洲可能受到美国和中国双重挤压的危险，让这场考验变得更加严峻。对于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法国来说，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威胁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而法国能否抵挡这股浪潮，影响也变得更加重大。

“我不是那种会说民粹主义不成问题的人。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莱斯屈尔说。如果勒庞当选总统，“人们会开始质疑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甚至可能质疑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我认为，这会毁掉我们历经艰难才创造出来的一些价值。”

莱斯屈尔成长于巴黎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蒙特勒伊，父亲是一名共产主义记者，母亲是工会干部。在成为马克龙亲商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之前，他一直从事投资和财富创造的工作。他毕业于法国精英学府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50岁那年，他决定竞选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当时他担任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的首席投资官。

结束八年的加拿大生活后，莱斯屈尔的法国政治生涯开局顺利。他成功当选代表海外法国公民的国民议会议员，加入了马克龙在议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执政阵营。这个阵营中聚集了大量缺乏从政经验的政治新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经验运用到公共政策制定中。莱斯屈尔则出任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

“要想分配财富，首先必须创造财富。”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动经济增长，创造繁荣。”

当时，法国经济增长率超过2%，失业率持续下降，预算赤字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这些有利条件让马克龙得以推进他承诺的改革，包括进一步放宽劳动法规、降低企业税负。

莱斯屈尔被任命为一项名为《企业增长与转型法案》（PACTE）的报告员。他称这项法案是“马克龙经济学的具体实践”。法案旨在通过“重新定义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让员工更深入地参与企业事务”，来支持创业活动。其中包含一系列措施，包括出售国有资产、加强工会在企业董事会中的代表权等。这些政策由议员与企业界领袖两两搭档，共同制定。

然而，法案尚未最终通过，一道巨大的裂痕就已经出现。

2018年11月，政府计划提高燃油碳税，引发了后来被称为“黄背心运动”的大规模抗议。抗议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反弹，矛头直指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以及马克龙偏向企业的经济政策。此后，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反对派，都把这场运动当作攻击马克龙的有力武器，而且从未停止使用。

“供给侧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的毁灭。”梅朗雄当时这样批评。勒庞则谴责马克龙的政策正在导致民众“社会地位向下滑落”，要求政府取消相关税收。

政府错误估计了选民愿意为气候政策承担多大经济代价，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为了平息抗议，政府不得不拿出超过100亿欧元（约合113亿美元），通过减税和向低收入劳动者发放补贴等措施安抚民众。

“公平地说，当时谁都没有察觉到问题。”莱斯屈尔说，“总统府没有预料到，反对派也没有预料到。这正是从政最困难的地方：如何始终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努力理解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马克龙还没来得及重新把注意力放回核心经济改革上，新冠疫情就暴发了。面对疫情，马克龙的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向。他宣布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经济，随后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维持停工企业的运转，并为暂时停职的员工提供收入保障。

法国的支出规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但马克龙未能及时收紧财政开支。不到两年后，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政府再次扩大支出，为家庭提供补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能源价格进一步飙升，政府支出也随之大幅增加。

法国审计法院统计，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里，政府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危机支出和经济刺激措施，总额约为1900亿欧元。在之后的一份报告中，审计法院估计，能源危机期间的政府总支出达到720亿欧元，超过法国一整年的国防预算。其中，仅针对燃油价格、不区分收入水平的普遍性补贴，就接近80亿欧元。

这些财政支出帮助马克龙在2022年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勒庞，但他也失去了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席位。

到了这个时候，就连马克龙阵营内部的人士也开始抱怨，政府已经看不到什么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除了一个大幅缩水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重要议程。而这个养老金改革，也只是要求人们延长工作年限，并没有对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塑。

“当时我们其实没有认真讨论多少其他问题，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欧洲边境正在发生战争。”莱斯屈尔说，“那场选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缺乏真正政策选择的选举。我认为，法国人最终选择了他们觉得最有能力处理国际局势的那个人。”

此后，法国的公共财政状况和马克龙的政治资本都未能恢复。2024年，马克龙试图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重新夺回政策制定的主导权，结果却让局势更加糟糕。新一届议会先后两次迫使总理下台，也拖延了政府修复财政的努力。

在这场关乎政治生存的斗争中，2025年和2026年的预算案成了对马克龙经济学最致命的打击。莱斯屈尔不得不同时在多个战线上作战：捍卫亲商政策，抵挡要求对富人加税的呼声，并试图遏制不断失控的社会福利支出。

尽管如此，莱斯屈尔仍然坚信，马克龙经济学会留下持久的政治遗产。他强调，法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比过去更加顺畅，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法国作为“创业国家”的活力依然旺盛；如果以整个十年为尺度衡量，法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西班牙。他还认为，从新冠疫情到乌克兰战争，马克龙在一系列危机中的领导作用，已经让人们更加确信一个道理：“没有欧洲，法国的分量就很有限；但没有法国，欧洲的分量同样有限。”

然而，马克龙阵营付出的代价仍在不断增加。去年，为了说服反对党不要在财政计划的不信任投票中推翻政府，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暂停了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并延长了原本只打算实施一次的大企业特别税。

“在经济增长面临困难的时候提高企业税，绝不是一件好事。”莱斯屈尔说，“但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通过政治妥协实现稳定的道路。我们确实做到了，只不过付出了代价。”

如今，最后一场预算大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混乱。投资者对法国解决财政困境的能力越来越缺乏信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法国十年期国债相对于德国同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溢价，已经升至2011年以来未见的水平。截至周一，这一利差约为149个基点。

莱斯屈尔提出了力度罕见的削减开支方案，包括冻结公共部门工资和部分养老金等不受欢迎的措施。但为了让财政整顿重回正轨，他也不得不延长大企业一次性特别税的部分征收措施，并取消其他一些税收优惠和豁免。

然而，明年的总统大选，可能给马克龙的政治工程带来最后一击。

在民调中遥遥领先的勒庞，尚未详细公布自己的经济政策纲领。但她已经将自己的主张包装成法国社会的一种全新选择，其中包括推翻养老金改革，让劳动者最早可以在60岁退休。她领导的国民联盟对马克龙政府的批评毫不含糊。上周，在议会财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直言：“你们的表现已经不可能再糟了。你们什么事都没做好，把一切都毁了。”

梅朗雄则承诺大幅提高企业和富人的税负，并显著提高工资水平。最近几周，他提出取消或冻结央行持有的法国国债，这一主张几乎主导了法国的经济政策辩论。

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竞选国民议会议员时，莱斯屈尔说，十年的政治生涯已经“相当漫长”，但他也“不排除不再参选的可能”。

“我坚信，等到尘埃落定之后，无论是一年、两年，还是五年以后，”他说，“人们终究会意识到，过去十年，法国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