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内塔尼亚胡再次把特朗普和美国犹太人当成傻子 文 / 托马斯·L·弗里德曼 我们别再拐弯抹角了:由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简直是在往美国脸上吐口水,却还告诉我们那只是下雨。根本没有下雨。“比比”(注:内塔尼亚胡的昵称)正在把特朗普总统和美国犹太人当成傻子。如果美国让他这样做却毫无反应,那我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 在让特朗普把注意力继续放在伊朗的导弹和核威胁上的同时——这种威胁虽然有所削弱,但依然真实存在,而且终究要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加以解决——“比比”却在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在中东更广泛的利益,更不用说全球犹太人的安全了。具体体现在哪里?对此,我无法比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说得更简明。 “在约旦河西岸,一场暴力且带有犯罪性质的种族清洗行动正在进行,”他本月在《国土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成群结队的武装定居者正在迫害、伤害、打伤甚至杀害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这些暴行包括焚烧橄榄树林、房屋和汽车,闯入民宅,以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他接着写道:“这些暴徒,这些犹太恐怖分子,带着仇恨和暴力冲向巴勒斯坦人,只有一个目的:把他们逼离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土地为犹太人定居腾出空间,进而实现吞并全部领土的梦想
观点 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如果选举并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呢? 2018年秋天,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碳税。名义上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但看起来更主要的目的,是填补国家预算中20亿欧元的赤字。结果却适得其反。到了11月,“黄背心”运动出现了。 这个名字来自法国法律规定:所有驾驶员都必须在车内备有荧光安全背心,并在紧急情况下穿上。抗议者穿上这些背心,一方面是在封堵高速公路、占据全国各地环岛时提高可见度,另一方面也是象征他们要求“被看见”的诉求。运动迅速蔓延,示威者涌入巴黎,连续数月在每个周末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他们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引发广泛共鸣,在抗议高峰时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法国民众的支持。但随着一个暴力派别的出现——焚烧公共财产、洗劫奢侈品商店、威胁冲击政府部门——公众的同情逐渐消退。在一片混乱中,惊慌失措的官员甚至从窗户逃离。这个戏剧性的瞬间,成为摧毁运动形象的转折点。 与此同时,在美国,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累积,并最终在2021年1月6日的右翼民粹主义骚乱中达到顶点。那一天,在拒绝承认败选的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煽动下,他的支持者冲向国会大厦并闯入大楼。混乱造成数人死亡,多人受伤,许多国会议员陷入恐慌。无论是否将这场最终失败的冲击称为“未遂政变”,
观点 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蚕食高等教育 文 / 马修·康纳利博士,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工智能倡议副院长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肩负着捍卫并推动“人类智能”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得意识到,人类的智慧正面临威胁。科幻小说曾无数次预言,人工智能终将强大到足以统治人类。而事实上,这场“算法”与“大脑”的较量已经拉开帷幕,教育者们甚至已经预见到了结局:年轻人正迅速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以至于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令人遗憾的是,大学管理者们不仅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反而像是在协助一场针对高等教育的“敌对收购”。 为了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或是出于被时代抛弃的恐惧,越来越多的高校正迫不及待地与人工智能巨头联手。尽管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一再提醒我们,教育技术的应用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且这些技术往往并不能显著提升学习效果,但校方依然趋之若鹜。这些人工智能公司正对高等教育施加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将校园变成了他们的“练兵场”,以此喂养他们最终的目标——创造出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AGI)。 面对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像我这样的大学管理者其实并没有太多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谈判,商定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使用条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观点 北约到了抉择的时刻 文 / 迈克尔·B·G·弗罗曼,现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 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个常被戏称为“带枪的达沃斯”的盛会——在当下的关键时刻拉开了帷幕。此时的局面颇为微妙:美国对欧洲的要求从未如此之高,而欧洲对美国的期待却从未如此之低。 这场于周五开启的会议,正处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十字路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第一条路是对北约联盟进行长期的重新调整,打造一个以强大的欧洲为核心的体系,使其在能够自主防卫的同时,与美国维持一种健康但规模缩减的伙伴关系。而第二条路,则是双方继续围绕共同价值观、国家利益以及责任分配的公平性,陷入无休止的跨大西洋内耗。 后一条道路的危害,已不再仅仅是给原本稳固的联盟添点乱那么简单了。它正威胁着美国与其核心盟友之间走向一场混乱的“分手”,这将严重损害欧美的共同安全。对于正率领特朗普政府代表团及国会随行人员参会的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而言,推动各方沿着第一条道路取得实质性进展,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无论卢比奥先生定下怎样的基调,欧洲各国都必须团结起来,推动真正有意义的改革。
观点 这一理论,解释了特朗普那些令人费解的外交政策 文 / 斯塔西·戈达德、亚伯拉罕·L·纽曼 斯塔西·戈达德博士任教于韦尔斯利学院,担任政治学教授;亚伯拉罕·L·纽曼博士则是乔治敦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的教授。 近期,围绕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美国应拥有格陵兰岛主权”的要求,相关谈判让丹麦、格陵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官员感到既困惑又无所适从。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甚至专门给特朗普总统发去短信,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实在看不懂你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的确,在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眼中,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有些不可理喻。 然而,这种认知偏差源于人们选错了历史参照系。特朗普的手段并非单纯的混乱,也不像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只是19世纪“大国竞争”模式的翻版。他真正在追求的,其实更接近16世纪的政治逻辑——我们将其称之为“新王室主义”国际政治。 在这种逻辑下,外交政策已沦为一种工具,专门用来为特朗普本人及其亲信攫取金钱与地位。国家的整体利益被精英阶层的私利所掩盖。特朗普并不打算与对手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反而更倾向于为了推进其“宫廷小圈子”的狭隘利益,而选择与对手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