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其实是一场“内部博弈”

文 / 约瑟夫·约菲

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今年迎来30周年。这本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风靡全球，已被翻译成约30种语言出版，包括阿拉伯语、中文和孟加拉语。9·11之后，书名的前半部分几乎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说法。亨廷顿曾是哈佛大学杰出的政治学家，但他1996年出版的这本书让他成为全球知名人物。（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是哈佛的一名博士生，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亨廷顿论点的核心是：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在一篇广受讨论的文章及随后出版的著作中提出，苏联帝国的崩溃几乎将终结数千年来国家之间的纷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将成为主导。

亨廷顿则预测，在共产主义消亡之后，一场新的冲突将会爆发。届时，发生冲突的将不再是国家，而是各大文明，它们将在彼此分隔的“文化断层线”上发生碰撞，包括“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在21世纪，祭坛将再次比王座更具力量。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界，成为危机与流血的引爆点”。

乍看之下，《文明的冲突》中的预言似乎已经应验。俄罗斯如今不再由马克思主义推动，而是在东正教双横十字架的庇护下，以民族主义为动力。儒家文明——也就是中国——正在全面挑战西方。塞尔维亚人在前南斯拉夫对穆斯林发动攻击。乌克兰东部的东正教徒与西部的天主教徒沿着亨廷顿所勾勒的那条断层线发生冲突。